威廉姆森（OliverE.Williamson）。
他们那些教义法学的人都反对这样说，他们认为教义法学和概念法学是两回事）。也许人大、北大他们就是少林、武当。
提住那儿，轻轻一点，它立时瘫痪。虽说是走马观花，但走两天基层，稍稍接触实际就会发现，课堂上学来的知识不管用了。平等乃正义之母，正义是平等的女儿。（陈柏峰：北大代表不了中国。但有些东西，学校教不了你。
吃了点苦头，也学会了很多，交了各民族的朋友。这四个流派，怎么说呢？能够说教义上的流派，最典型的是以民法的潘德克顿概念法学为首的这个法教义学，它们好像是法教义学这个名称的一个原始版本（陈柏峰：我插一句啊。我猜是不是有这样几种基础？第一个，您经历过红色年代，激情燃烧的岁月啊（笑声）。
焦虑之中渴求抚慰，就抓住契约自由产权神圣和程序正义的口号，不放手了。我先还是从您刚才提到的会议说起。然后上山下乡，到云南边疆插队落户，接受兄弟民族再教育，种地、当教师，干了九年。但是北大的同学们都说：对啊，应该涨啊。
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？尤其是在中国，关于接班人的问题，有什么独特的地方？ 冯象：是这样的，斯特，接班人问题，我在《法学的历史批判》里提了一句，称之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一大历史教训（见《北大法律评论》13:2, 2012）。下午，又都站在学校门口等候，真是辛苦。
我没有把这两个区分开，但实际上是可以分开的，有的是不太看马克思的东西的，但是会引用毛泽东的一些理论。这次在武汉能有这样的请教机会，非常难得。当然，教义们可以否认建成，并在学理上——要知道，真正的教义是重学理的——把建成的要件设定为红旗落地或者类似的事件。这不，又扯远了，打住了吧。
可是你看他，上个洗手间，不会推门，砰的一脚踢进去。我的问题很简单，冯老师的父亲冯契先生是也是著名的学者，我想请冯老师谈谈父亲对您的影响。那鸿沟能否缩小，在今天的中国，则取决于党群关系的修复。这四个流派，怎么说呢？能够说教义上的流派，最典型的是以民法的潘德克顿概念法学为首的这个法教义学，它们好像是法教义学这个名称的一个原始版本（陈柏峰：我插一句啊。
我们没有发现吗，做法经济学的人往往比较自信，认为我的这一套完全是可以了，其他都不用。我指的是这一前景：大部分法学领域日渐美国化，而民法、刑法却化不了，只能继续抄德国、抄日本。
传统上，言论受先锋队政治伦理的约束，有严格的界限。它基本形成了这样两个特点，这两个特点实际上在一本小说里写得很清楚。
不然，劳动者就别想做天下的主人。难道主事者不知道，这些花招引发了多少腐败，国家的经费——也就是老百姓的钱——都打水漂了？当然不是。我把它称作旧法学，因为它接续的是解放前的旧法统、旧思想、旧生活、旧人物。我讲个小故事：今年三月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先生到清华公管学院作报告，有人提问：为什么经济学家预测经济，总是不准？他说：不奇怪呀，经济学不是做先知。（掌声） 陈柏峰：冯老师刚刚说到言论自由的问题，跟这个相关的也是党内民主的问题，我们在微信上也交流过这个问题。虽然这个在年轻人当中人数可能不是很多，但是我感觉也还是有很多人用这个来分析问题，这里面也包括毛泽东思想。
那就是说文革期间来过很多次。我在清华，因为要带知识产权的博士生，开了一门选修课，开放式的，谁都可以上，叫作知识产权与中国革命。
立场鲜明些的，即斯特说的品性保守乃至反动的，也不过是把新法治视为一匹特洛伊木马：建设成功之日，便是改朝换代之时。我觉得，当前法律教育有一个脱稚的任务——不是老有人说它幼稚吗？——就是像小孩断奶一样，逐步戒掉本本主义、教条主义，改吃本土的固体食物，即得自于中国的社会实践和历史经验的思想碰撞、争鸣。
最近校方决定，把北大中心一块人文风水宝地静园腾空，让给一个一年制的留学生项目燕京学堂，学生也不怎么抗议——希望别把老传统弄丢了。首先，它只是一个工具性的教学体系，本身并不能支撑信仰，成为道德生活的律令。
您的前两个问题好像前提是一样的，即一切政治都是人的政治，而好政治便是贤人政治了。目前的局面是，民法、刑法囿于传统，学者的论著，跟民国法统和德国日本的教义学走得近些。冯老师今天告诉我，他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，他说：这是我文革以后第一次来武汉。课本从第一页到末页，都是假设中国的法律跟共产党无关，只当作外国输入的原理学说，这么一条条一套套讲述。
对于文艺创作，既有促进也有伤害。我觉得这也有教义学的感觉。
社科法学虽然做的不错，但人少，连个勾心斗角排座次的学会也没搞起来，是弱势群体。包括这么大的贫富差距，大家好像感觉这也挺好嘛。
为什么会这样，这是不是有些悖论？ 冯象：哈哈，法权的教义跟神学教义比，那是小儿科了。一世纪有个犹太哲人菲罗（Philo ofAlexandria），这是他的名言。
有点沉闷，好久没闹学潮了（笑声）。如我们昨天说的，这种理性人的学说，因为缺乏超越性的价值关怀，是无力承载博大的宗教精神的。我在《国歌》一文中说，农民工的团结，显然不属任何法定的‘权利，而是源自对法权的克服，即人对历史、对自身的正确认识或觉悟。也许人大、北大他们就是少林、武当。
根本上说，法权而教义是徒劳的伪业，传道人所谓嘘气，当风的牧人（《传道书》1:14）。如何反思，总结经验，开辟新路，我以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，也是当前一切进步思想的艰巨探索的总背景。
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，资本主导市场，社会不公的鸿沟只会越来越大。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，您自己在法学方面的研究和您对研究的看法是倾向于社科法学的，但是您做的《圣经》的译注工作恰恰是教义学的。
他们那些教义法学的人都反对这样说，他们认为教义法学和概念法学是两回事）。提住那儿，轻轻一点，它立时瘫痪。
